纸上的翠湖

书包里还存着那张临赴昆明前制作的翠湖周边半日游的地图，然而在昆明七天，这张纸就没从书包里掏出来过。七天里真正靠近翠湖一是某晚与在昆两位大学同学相聚于湖西南角的竹里馆，本说可以游湖的，但聊得太晚了。再一次就是去吉鑫园参加晚宴，大巴车沿翠湖南路开，看到没有围墙的翠湖。
昆明上世纪末去过一次，春节假期中，到处关门闭户，满街是背包客，中外皆有，汇聚在那几天中唯一开放着的米线馆，今次赶上中秋，想去**米线馆连过节带吃云南名吃还看表演，一打听也是过节放假，这十几年云南人还是这样坚守吗？前次到昆明把个龙门、大观楼之类的不能不去的“著名”景点都到了，而今次明知道会很忙的，只是住在翠怡酒店，离翠湖太近，实在太诱惑了，便制作了这张翠湖周边半日游。
“昆明很小”，接待我们的朋友说，对北京人来说这不算是谦虚。但我在地图上找到李闻二公被暗杀处竟在小小的翠湖东西两侧时，真是着实吃了一惊，“这里是昆明的文教区”，接待我们的朋友又说，翠湖的北面是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当年的西南联大就在此地，翠怡边上的小西门（如今已经修了立交桥，据去了一趟沃尔玛的同事说桥下卖什么的都有）也是联大人常提及的。
更有凑便的：所谓中国军校打架传统发祥地之一的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也在湖西，距离闻一多被害处不远，离翠怡很近。湖北有云南唯一一位状元、也是给礼拜定名为星期的袁嘉谷在昆明的故居，云南贡院、云大校长熊庆来和李广田的居所东号舍。另外，湖南向西一些就是明永历帝遇难的“逼死坡”。在百度地图上测了距离，一圈下来五公里以内，以我的脚力来说，半天也就够了。
翠湖以看红嘴鸥而著名，现在还不是时候，原来只想能在湖畔行行停停，却在习惯性的预习中、描绘这张浏览图时发现了翠湖文化性的一面。怀揣着这张图去了又回，只是在心里默想了几回翠湖游。
周六抵京，周日读报，《教育传奇与文化冲突——威廉·燕卜荪与西南联大》（《中华读书报》2011.8.17第17版），再见昆明。西南联大是中国大学的神话，文出诺贝尔奖，武有青年军，埋头做学问，举旗反当局。在这篇文章里却给了另一个以前没见过的视角：燕卜荪见证了他的学生位的爱国热情以及为国捐躯的决心……然而，燕卜荪也感到，这些学生的精英意识和文化使命感使他们有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特别是对于当地的众以及少数民族的部落。这些来自东部的汉族青年人，有知识、有文化，见过世面，女生涂口红、穿丝袜，视当地人为原始部落。燕卜荪特别喜欢苗族女性的刺绣服装和银质首饰，而学生们却感到好像“野蛮的苗族人要吃他们似的”。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层关系，当年的西南联大人谁也没有回忆过这样的关系。当然没有苛求的意思，人类学、社会学的训练甚至认识，多元文化的分享与欣赏，在今天才或多或少地从知识阶层至普通民众传播开来，七八十年前，或者只有燕教授之流才比他的学生们较早地接受到一些吧，估计还没顾上教授给西南联大的学生，毕竟他只是教授英国文学。上面的那段文字，还让我们了解到当年的昆明，少数民族的量是很大的，以至于燕教授可以观察到他们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然而今天昆明俨然一个汉族的城市。
燕教授的发现，让我想起唐德刚当年在采访胡适时发问：是否与唐人街上那些华侨接触过，胡用了“他们”一词，并表示从来没有过，甚至没有想过与他们接触。唐德刚的采访正是唐人街华侨的第二代成长起来，而大陆流亡学生大批流落美国，被压迫族裔的民族意识，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时代。而胡适留学的年代全然不同，阶级的局限还大行其道呢，大约只有李济在写《中国民族的形成》时，因为留学生的脑袋不够测的，才想起去找那些华侨劳工。西南联大时期，李济在重庆的李庄，如果他在昆明，会在燕教授的眼中留下怎样的观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