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几乎所有的资料都只是说五四运动从北京转移到上海，由学生转移到工人。可是没有说为什么。我们老师问了，所以考考大家
1楼说的是北京受挫转
2楼说的是上海有利于五四运动的发展
简而言之都是说上海有工人有优势适合运动
但没有具体的联系 也就是说两者不存在转移
即无论北京怎么样上海都会搞罢工由于北京受挫或是上海有利所以上海抢了风头喽？
问题解答：
1 其实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因为上海接到了信息 发现北京在反日
所以也要搞
而他们拥有更好的工人力量（如3楼）
而同时北京受挫了
所以中心就转移了。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所以上海有更好的基础
所以工人会被拉上历史舞台
所以运动更加剧烈一发不可收拾
两者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如果北京不受挫
上海也要搞的
只不过这样下去突然发现上海更厉害了
所以中心这顶帽子就给上海了
至于为什么上海要响应呢？
1上海思想解放（提到过了）
2上海工人受日本压迫更厉害（《马关条约》中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
3陈独秀在北京发传单被捕
1。首先，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广大青年学生为先锋，以无产阶级为斗争主体的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北京，第二阶段是在上海。
2。从运动的性质上看，五四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因为它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所以这一场运动必定会以无产阶级为主体，而当时在落后的中国只有在工业相对发达的上海，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3。从当时的力量对比上看，相对于学生北洋军阀政府更畏惧工人的力量（楼主应该接触过这一方面的材料吧）。工人与社会生产联系在一起，与经济要脉联系在一起可以给反动政府以巨大压力。
4。从思想上来看，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广大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思想觉悟空前提高。五四运动以青年学生开始正是新文化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动员，而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广泛宣传新思想正是为了唤醒广大人民；可以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
5。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在封建贵族地主，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救国尝试相继失败后，必然由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中国革命，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边结果。
吕森，就由你亲爱的同学我，CKQ，来回答你的问题吧，文本比较长，慢慢看啊。
1919年北京军阀政府压迫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引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愤怒。首先起而响应的是上海的学生。5月26日上海大部分学生都罢了课，在南市各马路演讲宣传，高呼“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曹陆章”等口号。学生们要求上海商界一致行动，罢市响应，但商界则迟迟不动，学生们非常悲愤，情绪激昂。有的学生沿街挨店痛哭要求，引起了一部分店员的同情。6月3日，南市有少数店铺关门停业，店主纷纷到上海县商会询问应付办法。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亲日派的皖系军阀当政，而上海的军事当局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也是皖系人物，因此一部分商界中人，一方面怕得罪上海的军事当局，一方面对学生的爱国赤诚也有所感动，觉得罢市与否两面为难。那时上海县商会会长是顾馨一，副会长是苏筠尚。顾馨一是经营杂粮生意的，一向和日商三井洋行有往来，苏筠尚是经营海味生意的，也和日商有关，惟恐牵涉到自己，于是他们两人以力不胜任为词，提出辞职，未得会董会同意。
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开展到租界，租界中的店员和中小商人也有参加运动的趋向。那时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是平和洋行买办，实际上不大过问总商会工作，主持会务的是副会长沈联芳。此人早在这年5月9日，竟不经会董会通过，发一个电报给北京军阀政府，赞成中日直接交涉。电文一发表就引起民众的激愤，会董也纷纷诘责，因而朱、沈感觉应付为难，提出辞职。这些事实说明当时上海总商会和上海县商会的负责人对五四运动至少是采取逃避的态度。
到6月5日，由于学生一天比一天热烈的宣传鼓动，南市小东门外大街各商号首先罢市。参加的是鱼行、水果行、绸缎店、洋货店、烟酒店等，一般都是中小商店。他们因为得不到商会的支持，就自动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商店联合义会，并标明“保一方治安，为永久之计”。这说明他们的这个组织固然是为了参加爱国运动，但也为了商会的权力把持在大商人手里，他们平时得不到保护，所以想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小东门外店铺罢市后，南市各商店立刻响应，到上午9时，租界各商店也相继停止营业，形成全市性的罢市热潮。一般人说起五四运动，总提到上海商界的“六三罢市”，其实，上海全市性的罢市是6月5日，而不是6月3日。
6月5日全市罢市后，上海总商会发出了一个紧急通告，说：“此次商界罢市虽激于义愤，而一切举动务求文明，勿酿意外。”这里所说的“文明”，是完全迎合当时军事当局的意图，害怕群众运动兴起，会触犯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想走妥协的道路。
那时，上海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还没有成立，但有一个“上海商业公团”，是比较进步的商人组织起来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组织人是赞成罢市的，但也同样害怕群众运动。因此，就由几个主要人物陆维镛、黄伯平、汤节之、赵晋卿、邹静斋、冯少山等六个人，在报上联合登了一个启事说：“上海各界人士鉴：此次商界罢业，诚国民出于万不得已而发。惟两日以来，各街衢时有拍手大喊等事，非惟无益，且近妨碍治安。奉劝诸君，有店者回店，无店者回家，切勿在马路上聚立闲游，以免危险而保秩序。”这里所说的，“拍手大喊”，实际上就是爱国宣传演讲，那时除学生外，店员也出动在马路上从事爱国讲演。
商界罢市后，要在6月6日借上海总商会会所开会，因为这个会所在天后宫庙的地界内，租界巡捕房依约不能进行干涉。但总商会却借口会章规定，拒绝借用，说：借总商会议事厅开会，只限于商业团体，按照规定手续，须正式具函商量，经总商会允许，才可借用。到了6日那天，开会的人蜂拥而来，总商会会董中，有稍识大体者，恐怕固执不借而犯众怒，主张通融办理，这才允许借用。
全市罢市，要求打倒曹、陆、章卖国贼，震动了当时的上海军政当局。6月7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在上海县商会召开了一个“官民会议”，目的是劝导开市。卢永祥在会上说：“罢市已经三天，如再旷日持久，恐怕工人起而效尤，地痞乘机扰乱，实属非常危险。现在就开市，已经不是5分钟热度，还可以表示各位能发能收。”荷兰银行买办虞洽卿站起来说：“这次罢市，店东都是不愿意的，只因为各伙友出于同情学生的一念才发动的。事情如果有转圜地步，商界无不从命。”会议的结果是由上海总商会劝导开市。于是总商会在9日印发传单，通告各业说：“要求之事，目的已达，应即于10日开市。”其实，那时曹、陆、章还未罢免，总商会的话最低限度是言之过早。所以上海商业公团出而反对，说商学两界要求之事，虽有达到目的的传闻，然正式命令未见发表，未可据以为实，仍应静候确音。这样，原定10日开市的钱庄业，接到上海商业公团的信，只能和其他各业一样，继续罢市。至于卢永祥所说的“恐怕工人起而效尤”，更不是事实。那时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华商电车公司的司机和售票员，早已于6月5日、6日先后罢工，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商界罢市后，日本货的销路大受打击，因为当时轮船没有停驶，部分奸商乘机将日货大批运赴各地。“商轮公社”看到这种情况，就在6月10日召集各轮船公司的主任和买办，在四明公所开会商量停驶。虞洽卿以三北公司代表资格出席会议，竟借口航务紧要，可令已装货的船照开。他的话还没说完，即引起反对者的高声斥责，群情激昂。虞见势不佳，仓皇走出会场，场内仍接着决定停驶，等商界全体开市时，再行开船。
学生的力量不足于工人强大，而且当时上海属于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学生斗争受挫，上海工人支援学生参与斗争并成为运动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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